福生緣 德 幸福 啟航

不要等到明天，明天太遙遠，今天就行動

第一、改變一種行為不要拖到明天，否則它會變成你的習慣。
第二、拒絕一份誘惑不要拖到明天，否則它會造成你的傷害。
第三、抓住一次機會不要拖到明天，否則失去了就不會再來。
第四、不要讓今天的行動拖到明天，否則它無法帶來精彩。
第五、不要把今天的幸福拖到明天，否則它將一去不復返。
第六、不要把機會拖到明天，因機會是唯一的你還要等到明天

敢信典範寫首刊

多年來，不論是研讀本國歷史，或是治理又古老又新興的竹塹城，

常會有感受並感嘆：

在我們不算短的歷史裡，缺少已樹立的人物「典範」，

少數教條性的臺灣歷史人物如鄭成功、蔣介石……，

已在言論自由以後，解構得面目模糊（或更清楚）了；

不止公認的歷史人物極度欠缺，更貧乏的是「典範」性的歷史事實。

這「典範」的人物與事蹟，是可以啟示未來的示範性過去成就，

是公眾共同享有並喜愛尊重的故事、價值、乃至信仰。

然而，說欠缺與貧乏，是本國真的沒有？????

還是其實擁有，卻因價值觀或認同的歧異、教育政策裡幽魂不散的殖民意識、

文明國家的典章制度尚在幼稚階段、

社會領導者以媚俗為風尚

………………，

導致認識上的無知？

等待大師，李慎彝典範論／蔡仁堅

這些年，當我們一步一步觸及藍鼎元、李慎彝、曹謹、伊能嘉矩、新渡戶稻造、石川欽一郎……的事蹟與人生，

檢視他們在臺灣歷史中所顯示的典範作用，

我都會想起、印証到卅餘年前我所曾經研習的孔恩(Thomas S. Kuhn, 1922~1996)的「典範」理論(Paradigms)。

雖然他們都是殖民政權的人物，

我亦毫無猶豫評價，

他們足為臺灣的「典範」人物。

1990年代來到哈佛園(Harvard Yard)的時候，在我興趣及涉獵的領域裡，心目中等候著兩位大師，他們都已自學校退休，只能在繁重的課業外等待聆聽演講一睹風采的機會。他們一位是政治學及總統學(the Presidency)領域，一位是理論物理和科學哲學、科學史領域，而兩位都是歷史主義者，從歷史事實和証據中洞悉內在關聯與發展情形而建立革命性理論。
一個夏天的夜晚，終於看到了紐詩答教授(Richard E. Neustadt, 1919~2003)。

他很風趣地展開演講：「剛才走來演講會場的路上，聽到二位學生的對話，一位說要去聽紐詩答演講，另位回應說：『什麼？他還在嗎？他還沒死嗎？』。」紐詩答確是成名甚早，他的傳世之作《總統權力》(Presidential Power)初版於1960年，數十年來被學術圈和華盛頓政治圈奉為聖經，歷久彌新至今不衰。

1950年31歲的紐詩答出任杜魯門總統的顧問，遇上二次大戰後最複雜艱難的殘局新局承啟。1970年代以後至今，杜魯門被美國學界公評為戰後總統歷史評價最高者。1960年底紐詩答又出任甘迺迪總統的顧問，這位歷史上最年輕的43歲總統只做了34個月，但34個月足矣！甘迺迪至今仍是美國公眾最喜愛的戰後總統。杜魯門和甘迺迪的高評價裡，有這位年輕的「決策者的歷史學」專家的身影。

美國的總統制政治制度是人類公共生活的創造發明，是經過二百餘年精煉的典範性制度，紐詩答在歷史事實中洞見了最高位置權力的來龍去脈，倡論「總統權力是勸服公眾的權力」、「追求總統權力領導力的影響是總統工作的核心」，印証並又催生了戰後美國總統制度的新篇章。

革命與典範的探索

對於制度的不明地帶，文明之國能修補活化而增益增強；非騾非馬之國卻只能諉稱「歷史共業」，並用之為黨派及族群鬥爭以愚民的武器。

另一位大師孔恩，彼時健康情形已不佳，終究是緣慳一面。

1962年孔恩著作《科學革命的結構》(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)一時洛陽紙貴也成為聖經。紐詩答的示範性影響在政治的學界和實務界，孔恩「典範論」的影響除科學史、科學哲學外，歷史學、社會學、心理學、政治學……擴散層面更廣。

孔恩出身哈佛理論物理博士，在追尋科學與科學思想發展歷程中步入了歷史研究，在《結構》一書中提出「典範」(paradigms)、和「不可共性」(incommensurability)兩個主要概念。「典範論」近半個世紀來被人文社會學科頻繁運用，在分析解釋改變與革命上十分有效。

孔恩以內在的歷史解釋，証明科學革命發生於典範變遷，當舊典範的全部或部分被一個與之不能並存的新典範取代，一個新的時代便開始了。哥白尼革命、牛頓革命、化學革命、愛因斯坦革命都是人類歷史鉅大的典範變遷。孔恩也發現：政治革命與科學革命有著明確而難以置疑的發生上的相似性。其差別在於，科學家社群共同使用的語意模型，使其內部溝通完全不見曖昧，有了這樣的溝通，所以科學工作能夠表現其他學科所無法達成的特有的效率。政治及社會的革命就不會這樣乾淨俐落。

十九世紀廿年代李慎彝在淡水廳的故事，以「典範」論分析其大建設的發軔、動力、機制、效果和格局影響，十分有效。

李慎彝從道光六年八月到九年十二月(1826~1829)近三年半的任期內，在淡水廳所完成的建設，不論是數量、質量和速度都十分驚人。對竹塹廳城來說是一次空間革命，對整個四百年臺灣歷史來說，經清查卅餘種方志及采訪冊，是找不到第二個例子的地方首長施政建設典範。

生活在「李慎彝典範」的空間裡

從《淡水廳志稿》、《淡水廳志》、《新竹縣采訪冊》清點出李慎彝的建設清單，計有：
淡水廳石城840丈，護城河860丈，四城道路（即東、南、西、北門街）772.3丈（1丈=3.2公尺）；淡水廳同知署重修；明志書院重新改建（使用48年損壞，舊址即今之明志書院停車場）；新建禮制祠廟：社稷山川先農壇，龍神祠及風雲雷雨壇，名宦鄉賢昭忠及節孝四祠；重修或改建祠廟：五穀廟、厲壇（祭無祀鬼神）、內天后宮、觀音殿、城隍廟、又新建地藏菴；墓區：土地公阬埔頂義冢四至（周）共2690丈（即雞卵面公墓）；公廨（官署）三處：暖暖、三爪仔（瑞芳）、魚桁子（雙溪）；營部：中軍守備署（在大甲，此項無明載建設者）；其餘尚有小型工程如：迎春橋、錫口街橋等。

從這建設清單可以發現，大建設的中心是城垣和中心道路，而舉凡廳治必要的學校、儀式建築、信仰中心、官署廳舍、公共墓園，李慎彝都畢其功於一役了！專治清代地方史的美國學者藍厚理(H. J. Lamley)，比較了「在臺灣曾經嘗試過的耗資最巨的築城壯舉中」，評價「新竹的建城僅次於彰化」(“The Formation of Cities in Taiwan”)。

筆者進一步清查完工於嘉慶20年(1815)的彰化城周長922.28丈，卻只是當時單一性的建設，而李慎彝的築城計劃是包含廿餘個項目的大建設運動。臺灣史上確無第二例。

大建設需要有強大的財政支持、社會共識，還要有高效率的行政及工程組織、與不貪污的收支管理，這些都正是清國時代官僚環境所最欠缺的建設力量，李慎彝如何能成就艱難的壯舉？

李慎彝經過二任賢能的閩浙總督趙慎畛、孫爾準挑選，在「李通、黃斗乃事件」北臺動盪危急之秋被委以善後事宜重任，他最親近的同僚孔昭虔生動地描述這段任命，說孫爾準「念淡水非信齋不治……深知信齋之果能有為而以善後事相屬。」（〈李母張太宜人七旬壽序〉見《李氏家譜》。李慎彝號信齋）。

在充份的授權下，災難之後民氣更可用。彼時竹塹平原及沿溪河谷臺地已完成水田化，康雍乾嘉數代移民的初始資本積累形成，仕紳階級功名之士培養競出，而設廳已逾百年(1723~1826)的竹塹城竟是一片雜亂無章「郡縣各置城垣，而廳治轉同村落。」李慎彝的善後領導頗見勸服有力，全境代表性的21家族仕紳、26戶郊舖，北網板橋林平侯家族、南羅苗栗劉獻廷家族聯名呈文說：人們「歡欣踴躍效命輸誠，雖需費浩繁工程務先榷算；而資貲重大捐派各有甘心。」建立起高度效率的財務、工程管理體系，以「土地使用者付費」為原則徵收10%小租戶城工稅，甚至認真到按入冊田畝數計算新城周長的的程度。

李慎彝更表白：自始至終「未分毫涉手及派撥丁胥攙越，致滋弊混。」（本段引文皆引自《淡水廳築城案卷》）所完成的都市格局及建設，歷180年(1829~2009)至今我們仍生活於其間。

朋友讀到乾隆28年(1763)淡水同知夏瑚的詩〈秩滿留別臺陽〉，示於筆者說這詩有少見的自信，借用其中一句「他年倘譜循良傳，敢信微名取次刊」（注1），乃以「敢信典範寫首刊」誌「李慎彝典範」。

注1：李慎彝典範論／蔡仁堅，李慎彝典範論／蔡仁堅，《循良傳》為古代史書中常見的篇名，記載奉法循理、無赫赫之功但亦無過失的善良官吏。這句詩的大意是說：若將來編纂循良傳，相信我的名字定能刊列其中。（本文原載於園區生活雜誌